2008年4月13日 星期日

文化政治(0407)

本週課程是對於台灣文化史的一個回顧,之前曾說過荷蘭、西班牙時期的台灣,接著鄭成功統治、清朝統治,然後就是日本統治,之前也提過日本殖民台灣時帶進來的新的趨勢、西方的思想及其引發的現代性問題。而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,文化就開始走向國族主義,這時就有許多如國劇、國樂、國畫等國字輩的藝術,都是強調中華民國為主題的民族主義。到了七十年代的時候,台灣一方面籠罩在國族主義之下,另一方面卻也漸漸擺脫國族主義,開始走出另外一條「西化」的路線,稱之為現代主義。一直到當代,比較有後現代的傾向,也就是地方主義、全球化、流行文化、商品文化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台灣文化的型態也是很多樣的。老師希望在這整個學期裡面,點點滴滴地給同學們這些印象,讓大家在未來思考問題的時候,有一些概念上的準備。

首先老師從台灣的建築來看文化發展的脈絡,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意涵著人們的心態轉變。例如台南孔廟是清代時的建築、是傳統的;台灣博物館代表日本殖民現代性;故宮博物院則是中國的國族主義;而國美館則有現代主義的傾向。以台灣博物館來說,不僅是日治時期裡一個現代性的地標,包括其典藏的內容,例如台灣的動植物、地質、原住民等等,進行一個與傳統時期截然不同的知識性的探索,亦即世界觀的重新建立,這就好像我們從中醫走到西醫,這樣一個型態的轉變。所以台灣博物館從外觀上、從內涵上,都象徵著台灣進入到另一個時代。

在日治時期裡面,日本化與現代化、西化之間是有所矛盾,並有前後期的差別,並不是完全在進行日本化。或許日治初期的日本人也很排斥日本化,因為他們在日本本土就是想擺脫傳統,因此當時受西方教育、有進步思想的日本知識份子就很喜歡到台灣來。從日本人的社會情境來講,來到台灣就好像擺脫了日本傳統的束縛,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可以發揮一己之長、可以發揮他們對西方文明的想像,並將這些想像運用在台灣,所以早期的台灣可能比日本都還要更加西化、更進步。直到晚期,日本人才因為國族主義、為了強化思想統治,才認為台灣人可以變成日本人。因此日治前後期的矛盾變成為一個問題,當我們在說文化認同、身份認同時,就突顯出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內心的掙扎,而這些掙扎就表現在許多文學作品中。在這裡是想讓大家瞭解,身份的問題、殖民的問題、現代性的問題、日本的問題、台灣的問題,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。有一本書叫《成為日本人》,推薦大家閱讀。

1946年台灣光復,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,這時便面臨「去日本化」與「再中國化」的問題。因為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之後,在許多方面已經完全擺脫傳統中國四書五經、孔孟之道等這些核心,而國民黨政府又面臨了一個統治的危機,也就是1949年時國民黨政府失去了在中國大陸的政權,這意味著國民黨也失去了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。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在於,有一段時間世界上主要的國家不承認中共,只承認國民黨政府,所以就維持了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代表性,但是其代表性又不是代表台灣,而是代表整個中國。因此實際的情況與名稱上產生了錯置,國民黨政府實際上不代表整個中國,但名義上卻代表之;因為名義上代表中國,而取得了統治台灣的合法性。也就是說,國民黨在實際上失去對中國的代表性,因此失去對台灣統治的權力。但是戰後日本將台灣歸還給中國,其實是要歸還給當初割讓的清朝,可是因為清朝已經不在了,所以必須還給繼承清朝的政府,而繼承清朝的政府應當是統治大陸政權者,而統治大陸的政權已經在1949年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,不是中華民國了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,蔣介石在那段時間面對國際局勢及國內狀況,都面臨了這個爭論性的議題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並不是用武力、軍事,而是用文化也就是讓歷經日本統治五十年的台灣人,回過頭來承認自己是中國人,這個事情就解決了。

所以1949年以後,國民黨政府在文化上、教育上都著力很多,甚至是在軍中推動文藝,例如戰鬥文藝,後來更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,以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。這些作為好像是在認同到一個大中國,可是如同我們之前所說的,這個大中國其實也是被發明出來的、是想像出來的。因為在大陸、在北京都不見得可以找到這些文化生活的方式。所以台灣稱之為「國樂」的樂種,在大陸並不稱為國樂;我們稱為「國語」的語言,在大陸也不叫國語。英語裡有一個字「super-nationalism」,用超級民族主義來形容這段時間的國民黨政府,在某種意義上可說相當貼切。在這段過程裡面,國民黨政府有兩個目的,先是擺脫日本殖民現代性,尤其是日本文化、日本現代化的身份認同,將這個部分截斷之後接上中國國族主義的脈絡。這就對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產生了一個問題,原本在1895年到1945年之間,台灣的文化藝術領域上有許多人才與作品,但我們卻不知道。

這一種接枝的結果對於後來台灣人的身份認同、文化認同就造成一些問題。以前中國大陸還沒崛起的時候,台灣人都可以宣稱自己是代表中國的,台灣的學者在世界上可以宣稱自己代表中國的文化;可是現在大陸開放了,甚至變成一個大國,中共地位的升起,使得台灣無法再宣稱自己代表中國。所以故宮博物院這一類的文化機構就面臨了問題,所有來參觀故宮的人,不會覺得這些東西是台灣的,而認為那是中華帝國的,也就是1911年以前的中國。從文化研究上來講,當我們針對這些事情進行批判思考的時候,就變得很有意思。我們會去思考對台灣人來說,故宮的存在是要告訴我們什麼,如果是在國民黨政府時代,為了鞏固政治的合法性,它就必須做這種意識型態的教化,但時代已經過去了,到現在故宮無論在政治上、文化上,都變成一個很難定位的東西。比如說台灣的原住民來到故宮的時候,到底故宮要告訴他們什麼,要把他們教育一個什麼樣身份的人,這時故宮這一類的文化機構就被加上一個問號,到底他們扮演的是什麼角色。這是一個很困難的、歷史的問題,無論要不要面對這個問題,台灣還是很自然地在改變,就像之後出現的國美館、北美館與高美館,這三棟建築看起來很相像,但卻很清楚的與日治時代、國民黨政府時代的建築不同,代表了一種現代主義、很制式化的風格,但也逐漸擺脫國族主義的走向。

今日在台灣,已經不需要去對先前的國族主義進行批判、或反省,台灣人很自然地就走出來了,走出台灣自己國家的歷史。例如國立傳統藝術中心,如果是在國民黨政府時期,所謂的「傳統藝術」的定位就不一樣;在中國的國族主義底下,這裡面展演的就不會是歌仔戲而是京劇,不是台灣地方的民俗而是整個大中國的各地的民俗。到了現在,台灣也出現很多後現代的建築,例如宜蘭厝、宜蘭礁溪鄉戶政事務所等等,也出現很多零散的、規模小小的博物館。從這段台灣文化史的脈絡,我們可以知道當前的文化課題已經和之前大不相同,我們走向地方化、與產業有關的文化,還有一些新的公民身份認同問題,這些都很值得去思考、去研究。


推薦閱讀:
荊子馨著(2006)。《成為日本人: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》(Becoming "Japanese" :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)(鄭力軒譯)。台北市:麥田。(原作2001年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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